1977年十月的一天，我作为青年突击队的队长，正在辽西一个农田基本建设的工地上挥锹抡镐，当时称之为战天斗地。中午休息时，一条关于恢复高考的消息在工地上传开。突击队主要由中学毕业后下乡或还乡的青年组成，因而这条消息更显得令人振奋。大家聚在一起重温那久藏在心里的大学梦。
梦想通常是美好的。然而，当可望实现梦想的机会突然降临时，缺少准备的我们又不免有些踌躇。我们这些文革中毕业的中学生，在学校时所学的东西就很有限，再加上毕业后的荒废，很多知识对我们来说都很陌生。因此，这好消息带来的一线希望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似乎又很渺茫。最后，突击队中只有一小部分伙伴准备一试，并自发建立了一个学习小组。
根据当时的规定，报考者可利用两周的时间复习功课，而在这两周里每天上午要照常参加劳动，下午则自己支配。就这样，学习小组的伙伴们每天下午分头去找中学的教科书，每人按着分工就某一门课的部分章节做一些准备，晚上大家聚在一起交流白天所得，有时也探讨一些难题。两周很快就过去了，学习小组的效率似乎还比较高，大家都不同程度地增添了几分信心。
七七年的高考是以省和直辖市为单位进行的，即每个省负责各自的命题、评卷、确定录取分数线等。辽宁的考生可选择报考文科或理科，且报考文、理科者其第一志愿均可选择外语。当时的外语并不是统考科目，即笔试不考外语，只是笔试进了分数线的外语考生需要加试外语口语。我从小对数学比较感兴趣，因而就选择了理科，同时也兼报了外语。兼报外语并非因为对外语感兴趣，也不是因为自己有什么语言天赋，只是为了增加几分被录取的机率。
考场设在县城的中学内。考试分为三天。第一天早晨试卷发下几分钟后便有人交了卷，接着大约三分之一的考生也提前走出考场。第二天便有三分之一的人缺席。到了第三天，考场内虚席几乎过半。我当时的感觉也不是太好，因为每一张考卷里都有一部分试题无从下手。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把三天的考试坚持了下来。
一个月之后的一天，还是在农田基本建设的工地上，村里的文书给我送去了外语口试的书面通知。这通知的确带来了一份惊喜，与此同时，外语基础的薄弱也令我感到不安。在中学读书时我没有学过外语。自己仅有的外语知识是两年前担任民办教师时在县里组织的一个为期两个月的培训班里学到的。不管怎样，我还是硬着头皮去参加了口试。口试时尽管考官提问时语速很慢，但多数问题还是听不懂。
大约又过了一个月，村里的文书又跑到工地，大声祝贺我"中举"了。我被一所省属师范学院的英语专业录取。虽然我没有什么语言天赋，当时对外语的兴趣也不是很浓，但是，这个有些出乎预料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还是让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一九七八年早春，我带着青年伙伴的祝福、带着家乡父老的嘱托迈进了久已向往的大学校门。
跨进大学校门的七七级带着很深的时代烙印：我们的穿戴很简单，衣服的样式很有限，其颜色也很单调，以青、蓝为主色；联欢会上仍不乏"样板戏"选段；讨论问题时勇于捍卫自己的观点，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当时的生活条件应该说比较差：一日三餐均定量，且以粗粮为主；教室里冬天要生炉子取暖。由于对外开放的大门还未打开，外语专业的学生除了教科书外很难找到其它阅读材料。
当然，艰苦的生活环境及匮乏的物质条件并没有对我们的学习产生任何影响。大家都十分珍惜那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四年的本科教育不仅仅让我们学到了专业知识，还使我们养成了善于思考的习惯，培养了我们逻辑思维、价值判断能力，也为我们终身学习奠定了基础。
一九八二年初，七七级完成了四年的学业，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我回到家乡，在辽西的一所师专任教，讲授英语专业二年级的课程。尽管是第一次站在大学讲台上，我对所要传授的知识和技能以及教学方法还是颇有信心的，不像上大学前当民办教师时那样毫无章法。这一点应归功于母校的培养和教育。当然，第二年我跟班开始讲授英语专业三年级的课程时，还是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严格来说，大学四年毕业是不胜任大学三年级教学的。然而在那人才缺乏的年代，别无选择。我只好边教边学，尽全力满足学生的需求。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大学毕业后那"力不从心"的教学助我两年后考入了北京的一所研究生院，使我又一次获得了学习的机会。研究生毕业后我留校任教，从事研究生英语的教学与研究。一九九一年，我来到美国，又一次得到了继续学习的机会并圆了博士梦，且毕业后继续从事高等教育工作。
我庆幸成为七七级的一员，还有幸与七七级的另一员组建了家庭。三十年前的高考也因此成为我们茶余饭后的永恒话题。对于个人来说，高考的恢复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使我们享受到了当时有限的教育资源，因而我们也就有责任直接地或间接地为家乡、为祖国、为人类的发展和进步尽其所能。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三十年前高考的恢复遏制了人才断流，为知识储备奠定了基础。知识可以转化为生产力，使一个民族变得更富强。三十年来中华大地上发生的巨大变化，从国民经济的两位数增长到"嫦娥"奔月，正是印证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