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报12月19日四合院评论】广州《新快报》前天的报道引起了轩然大波——去年4月，在广州工作的许霆在一台ATM上取款时发现，取了1000元人民币后，ATM却只在卡里扣划了1元。许霆趁此机会，取款17.5万元。近日，广州市中级法院以盗窃罪判其无期徒刑。

　　法院的判罚依据是：按照中国刑法的相关规定，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3万元到10万元以上属于数额特别巨大）的，可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

　　而包括九成网民在内的反对意见形成了一边倒态势：法院判罚过重。其中多数人认为，此案是银行系统出错在先，属于“诱导性犯罪”，不能算偷窃，许霆的这种行为最多只能算不当得利，是道德范畴上的错误，根本不用负刑事责任。

　　笔者以为，如此争议实是一项伦理意义上的讨论——有媒体在报道此案时以本不相干的“挪用公款罪”作了比较：贪污、挪用公款几百上千万元者，往往都只被判处有期徒刑多少年；而区区17.5万元，居然被判无期，显得过于严厉。

　　然而按照中国法律的定义，银行内部人员盗窃是属于“挪用公款罪”，犯罪行为的属性决定了刑罚尺度。因为按照中国法律的规定，挪用公款罪，数额巨大不退还的，才能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而且没有没收个人财产。

　　尽管从造成的后果上来看，那些挪用公款者，犯罪金额一般较大，还会损害银行信誉等无形财产，而且都是主动的犯罪。换言之，许霆案使人们意外地发现，那些银行内部的挪用公款者的罪责比许霆大得多，但法律的惩罚却并没有体现这一点。

　　中国一直在努力推进法制，务使法律能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以实现社会和谐。但这次许霆案所引发的争议，却并非法律本身有不公平的量刑标准议题（就本案来说以适用的罪名进行量刑是正当的），而是涉及到道德伦理在公众中的是非尺度。

　　在许霆案所引发的争论中，有媒体惊呼“我们将成为下一个许霆”的说辞，事实上也将公众道德底线松到犯罪心理的边缘，并模糊了不同犯罪的属性。

　　审判结果或许真的过重了，但是在现有法律定义之下，许霆案本身并无法律意义的问题。而媒体看待此案的伦理标准，却是一个严重的警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