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各地都在纪念20世纪一场最不能忘却的灾难之一——南京大屠杀70周年， 爱好和平的人们在遇难者纪念碑前默哀、献花、集会、反思；学生们敲响大钟， 向世人宣读《南京和平宣言》……

　　笔者也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一个人， 她已经不在了， 在2004年11月9日， 用一把古董枪结束了生命。 临死前， 她留下一张纸条， 写着“请记住我曾认真生活，为目标、写作和家人真诚奉献过”。

　　她的突然离去震惊了整个世界。据不完全统计， 当时仅美国就有约230多家报纸、电台、电视台播放了这一消息， 并向这位年轻的华人女子致以敬意。 这在近年是罕见的，可能还没有哪一位华人的去世在美国引起如此大的震动。

　　她就是张纯如（Iris Chang）《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1997年）的作者， 该书出版后轰动了西方世界。正是这本书让西方国家对日本侵略者二战时期在南京进行的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暴行有了新的认识和关注。

　　在《中国的“辛德勒”：魏特琳传》（2000年）的序言中， 张纯如这样描述她最崇敬的魏特琳（Minnie Vantrin，美国传教士， 中文名华群， 大屠杀期间在南京参与救助中国难民并记录日军暴行）：“魏特琳的去世是一名英雄之死， 她也是一名南京大屠杀的牺牲者， 她为拯救成千上万人而最终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正如美国基督教传教士联合会宣布魏特琳死讯时说的那样，我们认为， 像在战场上倒下去的士兵一样， 魏特琳女士也是在战争中牺牲的。”

　　三年前的11月9日， 如果把这段话中的“魏特琳”换成“张纯如”， 依然是那么恰当——同时，她俩都是在心理战中牺牲的，魏特琳因精神问题于1939年回美治疗，1941年5月开煤气自杀；张纯如2004年在访问二战中驻菲律宾巴丹半岛“死亡之行”的美军成为日军俘虏侥幸者的经历期间， 吞弹自杀。

　　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日，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重新开馆，可惜中国政府基于中日关系回暖（日本首相福田即将访华，明春胡锦涛主席访日）似乎低调处理。不过， 历史归历史， 我们还是应该以史为鉴。

　　三年前， 张纯如去世后一周， 笔者才能平心静气地写了一篇纪念她的文章。没有张纯如， 南京大屠杀的一些细节可能永被埋在历史的坟墓里。在纪念南京大屠杀70周年时， 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忘记她。

　　70年后的纪念， 不是为了传播仇恨， 而是为了不忘却， 尤其是张纯如这位年轻有良知的历史学者。

　　张纯如走了， 那么突然那么快；张纯如走了，一支枪一颗子弹； 张纯如走了， 痛苦也好， 解脱也罢。 也许她深感人性堕落而绝望，但她却活在世界上每一个有良心有人性的人的心里。

　　她的经纪人说， 自杀前 5个月， 张纯如在为她的第四本书进行研究旅行时， 因患上神经衰弱而住院治疗。这本书主要讲述的是二战中驻菲律宾巴丹半岛“死亡之行”的美军成为日军俘虏后的经历。唉，又是死，又是与日本人有关﹕屠杀、死亡之行、关押、自杀。

　　也许张纯如一方面了解到美军士兵遭遇日军的暴行而不安，一方面又看到美军在伊拉克的暴行而愤怒。怎么人性如此残忍如此野蛮？她一时无法保持“理智”， 原已不稳定的情绪受到刺激， 于是就此了结一生。多年来， 张纯如所读到的个案和资料，所接触和访问到的对象都反映着人类的残忍， 是丧尽人性的。以她刚强的性格和对事业的投入， 笔者很难相信她不会感触过去的历史和眼前的现实。一幕又一幕呈现在眼前、挥之不去的历史与现实的差距致命地挑战她的底线，怎不令其对人生无奈，对人性绝望？

　　世界上仍有很多真相等待有良知的人去揭发。今天， 我们身边少了一个很年轻很能干的人，这是人类的不幸。安息吧， 张纯如。世界上每一个有良知、有人性的人都会惦记着你。

　　“南京大屠杀是二战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历史，也是全人类共同铭记的历史教训。 我们将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为构建和谐世界作出中国人民的贡献。”这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在大屠杀70周年纪念时说的一句话。

　　沉重的心声， 庄严的宣告， 深远的承诺。笔者也期待， 日本那些至今尚不能正视历史的人， 也能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 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问题， 不再狡辩、掩饰和否认。正如张纯如所说：“历史事实终究无法毁灭，一切谎言都将被击得粉碎”。（本报有删节）

　　（作者系旅居加拿大的华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