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3日在北京闭幕。双方发表的新闻公报几乎囊括两国未来经济合作的方方面面。舆论认为， 此次对话使两国向强化经济关系、开展纵深合作迈出了一大步。双方开始通过部长级对话摸索解决问题的途径， 意义重大。

中日关系加速升温

　　在安倍上台后的一年多里，尽管日本政坛跌宕起伏，但两国关系不断向前迈进， 呈现出良好态势。

　　首先， 两国高层往来频繁、气氛融洽。在安倍去年10月份试探性“破冰”之后，中方回以罕见的热情和坦诚。两国高层频频握手， 包括今年4月中国总理温家宝的“融冰之旅”，国防部长曹刚川、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分别于8月和9月的工作访问。11月东亚峰会期间， 两国政府首脑更是在新加坡亲切会面长达一个半小时，席间“笑声不断”。而作为下一阶段的重头戏，福田首相和胡锦涛主席的互访已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

　　其次， 随着“战略互惠关系”确立，两国进入务实的合作阶段，合作领域向经贸、政治、文化、安全等全方位拓展。早在经济高层对话启动前，由政府推动、旨在促进两国和解的中日民间文化节9月份就在北京取得圆满成功。据报道， 两国官方年内还将促成万名中国游客访日和两万名日本游客访华等活动。而解放军“深圳”号导弹驱逐舰成功访日，更被视为两国在防务、安全领域建立战略互信的历史性一步。

中日结构性矛盾突出

　　需要指出的是，快速升温只是两国关系遭致人为扭曲后的正常回摆。在当前多种困扰中日良性发展的因素中，两国势均力敌的地位是最重要的因素。由于这种双雄并立的结构性矛盾难以消除，因而要在短期内实现由“握手”到“拥抱”，并不容易。

　　历史上，东亚地区事务一直由中国主导。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了工业化道路，迅速崛起；同时，中国则一步步走向衰落。这种一强一弱的结构在眼下被彻底打破，东亚历史上出现了两强对峙的局面。

　　这种局面的出现与两国间的历史情结、意识形态差异、领土争端纠缠在一起，更不时被民间酝酿的民族主义情绪强化。而两国的精英人士包括决策层不但未能有效抑制本国民族主义情绪的盲目发热，而且不时故意迎合或利用，致使中日关系出现难以想象的扭曲。这在小泉任内体现得尤为明显。

　　正是由于这样一种结构，导致两国决策层和民间都难以建立互信关系。早有评论家指出， 东亚目前的结构和一战爆发前几十年的欧洲颇为相似。假如再加上周边大国美俄印，活跃于这一结构中的大国数目就大致均等。不同的只是其中的主角，前者是中日， 后者是法德。

　　中日领导层应该有足够的政治智慧，避免法德兵戎相见历史悲剧重演。而法德从宿敌到亲邻的历史经验， 更值得借鉴：即抛弃现实主义的权力考量， 代之以合作共赢的制度主义。

制度构建迫在眉睫

　　可惜的是，东亚的制度化水平较低， 被其它地区远远抛开。要凭借制度融解中日坚冰，就必须加快探索东亚地区合作机制。

　　法德经验可资借鉴，但由区域内大国牵头主导制度构建的欧盟模式， 却并不适合目前的东亚。原因在于，中日缺乏当时法德携手时的利益基础和氛围。戴高乐亟需借道“大欧洲”恢复法兰西的荣光， 忍气吞声的德国则迫切通过此种方式重返欧洲大家庭。两者相互借重，不谋而合。更重要的是， 历史的固执和自私都曾让双方付出过惨痛的代价。

　　由于眼下构建新机制并不现实，因而利用改造现有的机制成为一种可取的选择。实际上，东盟已在东亚的制度化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在其框架下创设的诸多合作机制如“10+3”合作、东盟地区论坛、亚洲合作对话、东亚峰会等至今十分奏效。

　　更重要的是， 由东盟而不是由中日两大国来主导这一进程有助于消除两国间的相互猜疑和不合作。而且， 东盟在40年地区一体化过程中已积累相当丰富的经验和资源，借助这种成熟的机制，必将加快东亚地区整合。

　　不过，目前这种制度化模式水平较低、发展空间有限，更多地显出开放论坛的特征，只是暂时缓解了当前东亚围绕中日关系所凸显的制度饥渴。换言之，中日双方要想彻底冰释前嫌， 还需继续在制度层面下功夫。

　　(作者系延安大学政法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