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部近日印发《公派出国留学研究生管理规定（试行）》，要求公派出国的留学研究生学成后回国服务两年，如不遵守协议，则须偿还所有资助费用，并支付30%的违约金。

　　这让人感到尴尬。单从市场交易的角度来看，政府与公派出国留学研究生之间的关系是民事契约关系， 公派留学生既然接受了政府资助，就有义务在学成之后回国服务，这个道理说得通。但这个道理被教育部如此郑重其事地写进文件，并辅之以严厉的罚则，是否表明当局小瞧了留学生呢？

　　笔者希望是这样。但遗憾的是，事实刚好相反， 教育部此举是出于无奈。统计显示，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至2006年底，中国的出国留学总人数达106万，而归国者只有27.5万。不归国的人中，自然有不少是公派。

　　留学生们每谈及此问题，通常会习惯性地归咎于中国国内条件不好，政策不够优惠。的确，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各方面赶上西方之前，国内的“条件”是不算好。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因为国内的条件还不够好，才更需要学业有成的精英们回国一起努力。

　　依笔者看，根本原因出在留学生的价值观上，很多人把个人发展看得比对国家的责任重要。这种价值取向意味着， 中国人节衣缩食，耗费大量教育资源培育出的人才，最后竟像熟透了的苹果，自动落入发达国家囊中——中国社科院不久前发表的《2007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说，中国是全球人才外流最严重的国家。

　　长远来看，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中国和发达国家间会出现“马太效应”：发达国家因为富裕而吸引更多人才， 就越来越发达；而中国则长期处于“失血”状态。

　　中国大众笃信一个被亚当·斯密描述过的“定律”：每个人只须为自己谋利，便会使整个社会受益。因此，当一个国家的民众越是为个人利益奋斗， 这个国家便会发展得越好。但精英们无所顾忌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结果， 很可能是国家利益最小化。

　　价值观混乱造成的问题，又何止留学生不归呢？在中国，无论腐败、假冒伪劣还是环境污染，都和人们甘做“理性经济人”有关——许多人往往不加思索地认为，问题可以通过制度的健全而自动解决。 制度的确重要，但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如果人人都一心要和制度博弈， 制度就会失灵。

　　以此新规定为例，教育部如果到海外对违约学生一一起诉，成本就足以使诉讼变得毫无意义。反过来， 若多数留学生能像先辈那样为中华之崛起而归国， 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或许中国到了一个需要从总体上反思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时候了。个人奋斗是重要的， 否则社会没有活力，民族难以振兴，但个人奋斗须处于爱国主义价值观之下，精英们首先应把国家民族的利益置于首位。单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对民族复兴恐有百害而无一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