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报10月19日社论】每逢中共党代会，对中国如何推进政治改革的猜测必然少不了。2002年底开始的“胡温新政”因其开明的政治姿态，使外界对十七大更加浮想联翩。

　　在十七大报告洋洋两万余字中，胡锦涛提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比十六大报告所言“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略显积极，却仅用了1800余字专门阐述相关革方略，即便计入其它章节中的民主执政、党内民主等段落，总篇幅也不到10%。有些失望的西方媒体甚至因此批评“中共关上了政改大门”。

　　其实，考量中国当前的复杂社会现实，就不难发现，胡锦涛只是保持了一贯少说多做的政治谨慎。

　　要不要政改？胡锦涛已将其列为全面改革的重要部分，肯定作答。毕竟，中国的政改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已成为中外共识，且因不相匹配而开始明显羁绊后者。

　　正因为中国政治体制存在的结构性缺陷，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执政效能低，当前吏治腐败才越惩越蔓延，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才越治越严重，贫富分化才越趋两极，住房、教育、医疗等三座“新大山”才越压越重。

　　就连近期在境内外闹得沸沸扬扬的产品质量、食品安全及知识产权保护等，其久治不愈的病根亦在政府执政能力上，同样与政治体制问题密切相关。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中国发展模式，创造了经济持续高增长奇迹，被海外学者誉为“北京共识”，但其积压了被忽视或压制的非经济因素，放慢了政改步伐，当前掉入瓶颈，甚至可能吞噬已获改革果实。西方舆论一直鼓吹“中国崩溃论”，往往就是担忧这种非良性轨道发展难以持久。

　　经济改革的果实，已成为中共执政最重要的合法性来源。但如今日渐分化、多元化，围绕改革出现持续争议，部分民众情感、心理逐渐疏离，推进政改的呼声日高。重新唤回民众对改革的热情和政治支持，对身为执政党的中共已刻不容缓。

　　不过，“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在中共政治理论中，始终是大是大非问题。尤其是鉴于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政治风波；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展开激进政治改革，导致政权变天、国家解体，中共一向对政改谨言慎行。

　　从十三大开始，中共党代会连续5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词，早已形成了自有政治发展旋律：反“左”拒“右”，强调政策的稳定和延续——这种平和性，常导致外界忽视其中渐进变革。

　　胡温新政受海外期望甚高，却同样脱胎于如此政治环境，高调政改显然也不符合其过往的细雨润物式执政风格。故而有十七大开幕式上两代核心同台，胡锦涛突出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三代领导人功绩，强调其“科学发展观”与此前中共理论一脉相承，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或许，这也有树“正统”，减少党内阻力之用心。

　　贯穿十七大报告的科学发展观，从当初的指导“经济”到统领“全局”，内涵不断丰富，地位不断上升，明显意在整合经济与政治发展，将过度迷恋GDP和效率的改革列车扭向公正与和谐，令民众共享成果。如此重视分配和均衡增长，强调公平与正义，这当然是进步。

　　而且，十七大报告也传递了中国政改将步入新境界的政治信号——六十多次出现“民主”一词，意味着它将成为激发中国政改的活力。

　　恰如经济体制改革绕不开市场，政治体制改革也绕不开民主。胡锦涛近年来对民主有大量阐述，此次更首次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确立了民主在中国政治中的地位。事实上，“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施政纲领之所以深得人心，正在于这些理念聚合了民主政治的内涵。

　　从十七大报告明确从扩大人民民主、发展基层民主等六方面着手推进政改可见，中共政改思路已更具操作性，推进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路线图日渐清晰。

　　事实上，这些已在过去五年中有具体践行。在权力移交、干部任免、惩处贪污、权力分享等制度方面，中共都正趋规范，激发党内民主活力。如四级党委大换届前，中共连续出台一系列监督权力运用的法规，使主要由“一把手”好恶决定的干部任免开始走向制度化。

　　至于接连延揽党外精英“入阁”，部分实现党政分开，更是中共迈出的实质性步伐，展示出政治自信。

　　显然，胡温的政改早已“开闸”，只是小心翼翼地确保每一步改革都处在可操控范围内，因而绝不会“决堤”。

　　“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吸收了经济改革渐进式成功心得的政改，正由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暗中过渡。胡温如能成功避免“空洞化”，如愿达致民主政治，对世界的政治制度建设也是一个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