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报9月25日社论】上周五，中国天主教北京教区在这座古都最为悠久教堂之一的宣武门圣母无原罪座堂（俗称南堂）为新任主教李山举行祝圣仪式。这次祝圣受到海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

　　世界三大通讯社之美联、路透和法新均无一例外地对此作了报道。而且这些媒体均在报道中特别提到，在李山获正式祝圣之后几个小时，梵蒂冈的报纸《罗马观察家报》报道了有关的消息，并说，李山的任命是得到教皇的支持的。

　　事实上，中国各教区新主教的祝圣活动不止这一次。9月上旬，贵阳教区就为助理主教肖泽江举行了祝圣仪式。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近日还透露，在中共十七大后，将有广州、湖北、宁夏等教区的候任主教陆续举行祝圣礼。

　　敏锐的观察家们已注意到，对于中国教区最近的两次祝圣，变化最大的似乎是罗马教廷，一反过去反对的姿态，而纷纷表示认同。而这一变化亦被外界解读为中国和梵蒂冈在主教任命方面可能取得了一种默契，应是中梵关系趋于改善的重大信号。

　　其实，追溯历史，人们也不难发现，包括天主教在内的基督教世界对中国和中国文化误读颇多，从对中国历代王朝、到对今天的中国政府概莫能外。也正是这些误读，才酿成了明清时期，耶稣会传教士不受统治者欢迎和“禁教”事件，鸦片战争后，中国民间风起云涌的“教案”发生。直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中梵从来就没有建立真正的官方关系。换言之，到1951年中共创立的新中国与梵蒂冈断交时，中梵关系顺畅的时间并不长。

　　长期以来，在主流的西方学者眼中，中梵当年的断交，是无神论的中共对基督教文化的压制与排斥的结果。所以，中国当局的宗教政策，尤其是对天主教徒的政策常常成为他们抨击的对象。不过，现实并非如此简单。

　　当初，中梵修好的障碍主要在于双方在政治和教务两大方面存在分歧。一是，教廷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与台湾继续保持正式的官方关系；这在将台湾问题视为事关主权的原则问题的中国看来是无法接受的； 二是，教廷对教区主教的任命，有涉干预中国内政之嫌。同样，把“不干涉内政”作为基本国际关系准则之一的中国同样无法接受。而在意识形态上，梵方当时也同所有发达的西方国家一样，陷入对共产主义思潮以及对红色中国政权的恐惧和敌视中。但在联合国于1971年对台海两岸政治地位定调后，中梵关系的主要矛盾已变为对主教任命权的争议，背后则是主权之争。

　　中华文化的博大和包容特性也从来都没有拒绝外来的宗教文化。佛教及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从未间断过。而新中国近60年的历史表明，中共虽然信奉无神论者，但在中国宪法中明文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中，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几乎同步进行。

　　中梵关系修好，对双方来说都是事关重大的。对梵蒂冈来说，中国拥有庞大的信教群体。官方的数据显示，天主教在1949年时的教徒有270万，现在人数已经超过530万人，而且还在继续增长，（另有外媒报道称，包括“地下教会”教徒在内，中国的天主教信众突破1000万人）。中国正式出版的圣经近4000万册，其中还包括朝鲜文、苗文、彝文等不同少数民族语言的版本。如此庞大的信教群体，如何不叫梵蒂冈方面心动？尤其是去年本笃十六世继任教皇后，将修复与中国的关系列为重要议程。今年6月，本笃十六世还发表了长达28页的致中国天主教信众的公开信，呼吁中梵关系实现正常化。中方对此也作出积极回应，多次表达愿与梵方“进行坦诚和建设性的对话”。

　　对中国而言，与梵蒂冈建立正常关系，其意义有三：第一，首先受益的是中国的千万信众；他们再不必在梵蒂冈和中国政府之间作两难的选择。对中国政府而言，消除了一个社会矛盾来源。第二，中国可以借此搞好与天主教国家的关系，尤其是东欧、南美洲各国的关系；这对中国的外交和国际战略意义重大。第三，围堵台湾在欧洲的唯一，也是最重要的“邦交”，对台工作将是一大成果。

　　在本报看来，越南官方与梵蒂冈接触磋商并默认的“双方协商式任命主教”的所谓“越南模式”可资借鉴。这一模式，既维护了的中国的主权，也尊重了教廷的权威。应该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变通模式。最近，这一模式已已现端倪，唯希望能够加以完善并定型化，这需要双方的智慧和勇气。

　　本报以为，中梵复交不仅是两个国家间的外交事务，其受益的当然也不只是几千万中国信众，更是中华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意义非同一般。在全球化浪潮下，中国的开放以及加入国际社会的积极脚步，有目共睹，而罗马教廷近年也在因应形势进行改革，但双方要真正走到一起，还需从意识上更新，在行动上果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