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报9月22日社论】这些天，一个被昵称为“小南瓜”的三岁小女孩薛千寻吸引了国际媒体的目光。从新西兰、澳大利亚，到美国，再到中国，人们都被一段电视录像所震惊：一个中年男子拖着一个小女孩走进澳大利亚墨尔本南十字火车站，但随后，男子不见了，火车站里只留下这名瞪着惊恐眼睛的小女孩。

　　这个叫“薛乃印”的男子，据说已经潜逃美国洛杉矶。而后，又发现他的第二任妻子刘安安，也就是“小南瓜”的母亲，已经被害。国际刑警专门颁发红色通缉令，美国警方展开了搜捕行动。

　　“小南瓜”遗弃案引起了澳大利亚、新西兰主流媒体高度关注，连日都是大篇幅的报道。本报从薛案一开始，就展开大量的调查、求证工作。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薛的第一手材料并连续开辟专版加以翔实的报道。本报的报道，已经引起了国际媒体的重视和肯定，澳洲和新西兰媒体都为此到本报采访。

　　薛乃印，涉嫌杀妻弃女。平心而论，在美国，在中国，在世界各地，类似的凶杀案、遗弃案并非罕见。最使人震惊的，是一个父亲，在火车站这样的公共场所，将女儿如同一件垃圾一样遗弃。加上现在电子媒体的广泛传播，使得薛的丑行暴露在全世界的目光下。正如他的大女儿格蕾丝说：“他遗弃女儿并不让我感到惊讶，他丢弃女儿的这种方式让我很吃惊。”

　　中国人历来以重视家庭，亲情著称。孔子说：“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礼记·礼运》）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章》）儒家先贤认为，只有珍爱家庭，才能谈得上治理社会和国家，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家庭纽带，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千年不坠的重要支柱。而且，类似的观念并非中华民族所独有，而是被所有文明以不同方式所尊崇。《圣经》中的基督之爱，就是源于一种父爱：“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约翰福音》）在现代文明中社会中，更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制度。

　　因此，薛的所做所为，是对人类基本准则的一个践踏。更有甚者，薛并非是第一次作这样的事情。根据他的大女儿的指控，当年，他就对他的大女儿就有虐待、侵犯的恶行，迫使大女儿5年前离家出走。据说，薛是武式太极第六代传人，“内劲道功夫”创始人，但失去了武德，就不配作为武师。薛办有《唐人街》杂志，但失去了诚信，就不配作为媒体人。杀妻，不配作一个男人。弃女，更不配作一个父亲。如果说，把薛的行为，比作禽兽，那是对禽兽的侮辱。因为禽兽都有舔犊之情。更令人感到莫大讽刺的是，在他的大女儿失踪后，薛制作了一盒录像带，说“我现在的感受，要以加倍的父爱对待自己的孩子。”“上天给我机会，有了第二个女儿，我会好好珍惜跟她的关系...”原来他的父爱，就是虐待、遗弃。

　　薛乃印弃女案，使得我们不由想起同样是轰动一时的“贺梅”案。不论人们对此案有各种不同的看法、观点，有一点是难以否认的，贺家为了争回亲生女儿的抚养权，足足打了7年官司。经过无数波折，终于使得贺梅回到父母身边。没有深切的爱女之情，要做到这些并不容易。一个用7年争回一女，一个5年内抛弃两女，两相比较，有霄壤之别。

　　薛案也告诉我们，中国人在海外，尤其是新移民在海外，经受文化、语言的多重冲击，承受物质上、精神上的双重压力，极易产生精神挫折和灵魂扭曲。在薛案中，我们就看到了熟悉的因为身份、金钱问题而导致的扭曲婚姻、家庭暴力。但是，不论经受多少磨难，也决不能越过法律和人伦的底线。薛践踏了法律，泯灭了人伦，就理应受到法律惩罚与舆论谴责。 在谴责薛的恶行的同时，我们加倍感到，在物欲横流，“礼崩乐坏”的今天，重建家庭价值，是何等的重要。中国社会在文革中遭到“红色风暴”的冲击，在开放后受到商品大潮的冲击，使得新一代人礼义廉耻观变得淡漠。因此，从我做起，从小抓起，在文化的碎片上，重建文明的大厦，已经成为首要的任务。

　　此时此刻，我们最为关注的是“小南瓜”千寻的命运。她弱年丧母失父，在小小年纪就遭受人生的大不幸。在未来漫长的人生中能否走出阴影，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我们期待，当地法庭能尽快根据孩子的最高利益，作出有关她未来去向的判决，而决不能如许多案子那样一拖再拖，使她的痛苦雪上加霜。

　　而对于薛乃印，已经没有更多的话可说。对于他而言，最好的出路，就是挺身自首，还算残留一点做人的勇气和良知，还有可能在高墙铁窗下，反思所做所为，用其余生求得女儿们的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