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无论在历史渊源、还是在交流的规模和相互影响的程度上，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比得上日本。然而，不仅在比较文化学者笔下，即便是在普通中国人的眼里，中华文明和日本文明之间、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相近程度甚至远远低于中美之间。要在中日之间寻找一条文化交融之道，确实不是件易事。

　　两国相似大不同

　　“一衣带水”是不少人描述中日空间距离的常用且十分贴切的一个词。而且在许多欧美人的眼中，中国人和日本人在体形相貌、文字语言、甚至思维方式上有太多太多的相像之处。

　　通过对中日两国学生对英语学习的情况比较，便可发现中国人和日本人在思维特点上有某些接近性。

　　在日本，英语教育很普及，然而，日本学生在英语读解和语法上花的时间很多，不少人阅读和写作具有一定的水平，但听力和口语很差，这几乎同中国学生所学的“哑巴英语”如出一辙。

　　再如，在宗教信仰方面，不少日本人显得比较随意，想信就信，想不信就不信，甚至并不执着地信奉某一种宗教，而是要拜多个神，这似乎也与中国人相类似。

　　但事实上，中日这两个在文化交流上源远流长且甚为密切的国家之间，其国民特性差别甚大。

　　有人说，日本人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一些日本人在说话时引用《论语》的句子比中国人还多；中医医师和药方在中国愈益受到冷落时，日本人却利用中成药在世界上赚了大把的钱；很多中国人虽然长期与日本人打交道，来往于中日之间，但他们对日本和日本人不甚了解，这可能就是今天中日之间诸多距离中的一种，而这一距离却不是简单地靠时间所能缩短的。

　　中日之间互为师

　　综观中日两国间的交往史，人们不难发现其中有两个最为世瞩目的亮点：一是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的“遣唐使”时期，日本向中国派遣使团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可谓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二是清末民初时期，中国学生留日也创造了一次“奇观”。

　　史料记载，日本“遣唐使”先后派出十数次，每次一二百人，最多的一次竟达651人。在对中国唐文化长达两个半世纪的汲取中，日本文明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新文字的创立、国家典章制度的完善和规范、社会文化的革新等无不透露着“汉风唐骨”。直到今天，人们无论是从日本的饮食、服饰还是地名、建筑中依然能隐约看到一千多年前的唐文化影子。

　　一千年多年后，在大清王朝的“北洋水师”第一次大败于“大和舰队”之下，中国向日本割地赔款的痛楚中，泱泱神州的学子开始蜂拥到这个东瀛岛国留学。据有关统计数据，在清末民初的十几年里，留日学生累计达7万多人次，远远高于留学欧美人数。而也正是在这批留学生的锲而不舍的努力下，终于将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埋葬。

　　可以说，在推动各自国家的社会进步方面，遣唐使和留日生一样居功至伟。历史昭示人们：日本曾因有中国唐朝而辉煌，煌煌中华也因日本而浴火重生（尤其是此后经历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而取得胜利后）？虽然这对中华民族而言过于残酷、过于悲壮，甚至最不公平，但日本确实给中国上了一堂刻骨铭心的课。

　　合作发展中求解

　　在最近的一百多年中，日本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扮演的是“一条鞭子”角色，时时抽打着中华民族的灵魂。即便是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松下电器如何让中国年轻人艳羡、高仓健如何让中国女性崇拜、阿信如何感动中国从高官到社会精英、再到普罗大众，但只要触及中日历史中的那根敏感神经，经贸往来也好、文化交流也罢，就如暮秋之叶，一吹即落。

　　英国历史学家赫·乔·韦尔斯在其名著《世界史纲》中曾高度评价了日本民族的学习精神。他写道：“他们以惊人的精力和智慧着手想把他们的文化和组织提高到欧洲列强的水平。在全部人类历史上从没有一个国家象日本当时那样的大踏步前进过。”

　　在中国经历改革开放30年后，今天人们已经看到张瑞敏们从松下幸之助的经营中学会了用自己的海尔品牌在中国本土打败日产家电，并进而将分店开进日本；郎平们在看着日本电视剧《排球女将》时，奋力击败日本排球劲旅，称雄世界排坛等等现象。中国人已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日本人进取方式和精神，这或许是中国最近30年与日本交往的最大收获。

　　显然，中日之结需要双方在发展中求解。